孝文王为迁都洛阳提出了哪些理由

孝文王为迁都洛阳提出了哪些理由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汉化的关键环节。孝文帝为何急于迁都呢?究其原因，首在汉化。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一直定都平城，尽管其间因为饥荒等原因，有人提出过迁都的动议，但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及至孝文帝亲政，北魏立国已近百年，即使自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以来，也近半个世纪，如果要继续推进北魏的统一大业，自然要进一步南进，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从而实现与中原汉族大族的进一步融合，扩大北魏的社会基础，在取得汉族上层拥戴的基础上，使北魏获得文化上的合法与正统的地位。孝文帝内心仰慕汉文化，且以华夏正统自居。492年，群臣讨论五行次第，孝文帝采纳汉族士人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直承西晋，具有正统的地位。既如此，他一定要将都城迁到中原地区。孝文帝曾对反对派说:“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孝文帝意欲全面汉化，必然将北魏汉化从一般的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这对大多数鲜卑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自觉接受的，而平城作为鲜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保守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平城进行全面汉化，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孝文帝对此很清醒，曾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认为只有迁都中原，才能深入推行其一系列汉化方略。因此，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0页…… 其次，孝文帝迁都还与其统一全国的战略关系密切。自太武帝拓跋焘以来，北魏在军事上已逐渐形成了对南朝的优势地位，并把军事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朝。孝文帝时，北魏的版图已扩张到淮河一线，南朝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孝文帝本身汉化修养极高，无论是出于正统的观念，还是天下共主的愿望，他都急于迁都。孝文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急切愿望，他曾对出使南齐的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他对李冲说“方俗经营宇宙，一同区域”，“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又谓北海王元详说:“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当有人以为统一时机尚未成熟，主张不要轻举妄动，孝文帝很不以为然，说“奋臂一呼，或成汉业”，“将希混一，岂好轻动”!正因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先后三次亲率大军南伐。孝文帝既“取南之计决”，便必须将都城南迁，以便坐镇指挥，否则在平城遥控，无法具体实施其统一战略。对孝文帝的这一心态，宋人叶适已有清楚的领会，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中指出:“孝文迁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盖欲身在近地，经营江左耳，其与卢昶语可见。” 再次，孝文帝迁都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5页。北魏旧都平城处于塞外，生活物资主要依靠中原地区的供应，耗费很大。因此，遇到灾情严重的情况，平城人口便往河北等地“就食”，明元帝便因此有迁都的打算。相反，迁都洛阳，交通便利。孝文帝看中了洛阳的漕运优势，打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运河系统，“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大大便捷运输军队及物资，“此乃军国之大计”，又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可见孝文帝以为都洛能通四方运输，关系到军国大计。 洛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具有“正统”地位的王朝曾定都于此。孝文帝以华夏正统自期，并以此号召天下，着力统一全国，洛阳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定都于此将带来的浓郁、热烈的汉化氛围。任城王元澄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孝文帝决意定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汉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也符合北魏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引起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激烈冲突。从当时北魏统治阶层人员的构成情况看，主要可分为鲜卑宗室贵族、鲜卑非宗室的代姓贵族和汉族士族集团二大群体，具体细致分析，鲜卑宗室人物又有不同房支、不同年龄、不同辈份等分别，汉族士人又有不同地域、不同门第等级的分别等，情况比较复杂。从鲜卑贵族集团的总体情况看，孝文帝的兄弟及其他一些年轻的鲜卑贵族比较赞同迁都与汉化，这与他们自身的汉文化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任城王元澄，他不仅参预迁都的谋划和落实，而且对反对派做了很多劝导、瓦解的工作，故孝文帝称其为“社稷臣也”，“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鲜卑贵族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迁都与汉化持反对态度，“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可见反对势力很大。 孝文帝为了不影响迁都大计，对那些比较温和的反对派多加笼络，如元丕为鲜卑贵族中年辈较长的代表性人物，其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魏书》本传载:“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高祖以丕年衰体重，亦不强责。”这使得大部分鲜卑旧贵不便公然发难，以保证迁都之议得以通过和实施。至于一些极端保守的鲜卑旧贵族，他们在迁都过程中一再制造事端，甚至在代北发动军事政变，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穆泰、陆睿等人，其背后的精神支柱实际是元丕。孝文帝在洛阳，他们以太师冯熙之丧，要孝文帝回平城主持丧事，企图乘机发动政变，被孝文帝识破。接着他们利用孝文帝太子元恂不赞成迁都，策反元恂，致使太子北奔，他们在恒、代地区公然发动军事反抗，《魏书·于烈传》载:“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对此，孝文帝绝不手软，坚决加以镇压，参预叛乱的鲜卑人物多被处死，元丕虽无确证，但免为平民，太子元恂最终也被处死。这些鲜卑旧贵族为何要坚决反对迁洛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缺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对汉化具有抵触情绪;其次，一些人在南迁后丧失了固有地位和利益;其三，一些鲜卑人对洛阳的气候不适应，太子元恂便“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孝文帝鉴于迁洛后“人情恋本，多有异议”的情况，为减少矛盾，缓和冲突，采取了一些变通策略，《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元晖传》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对这些“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鲜卑人，时称“雁臣”。孝文帝为平息鲜卑旧人激烈的反汉化情绪，作出这种变通是很有必要的。 与鲜卑贵族相比，汉族士人普遍拥护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对于孝文帝迁都，尽管他们在都址的选择上有所分歧，但对于迁都本身没有异议。因此，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及此后的一系列汉化大政方略，主要都是与他们密谋、商议而确定，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具体实施、落实。其中河西士人代表李冲对孝文帝迁都洛阳影响甚巨，对孝文帝的改革贡献最大。陈寅恪先生以为“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洛阳新都之建设布局，颇与汉、魏、西晋传统有异，而受到河西文化的影响。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改变了传统的面朝背市格局，而在城南设贸易市场，此点“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陈先生以为这“当出于李冲之规画。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洛阳新制如此，一是根据洛阳城南水道运输便利、市场繁荣和建筑便利等方面的经济因素;二是可能在于李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之人物”，吸收了河西都城的旧制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2-76页……不仅如此，迁都后，孝文帝不断亲征南伐，李冲留守洛阳处理留台事务。对于孝文帝改革，李冲始终“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孝文帝对他则“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故李冲死后，孝文帝称其“国之贤也，朝之望也”。因此，李冲等汉人在孝文帝迁都过程中虽无多少议论，但他们实际上是孝文帝迁都的密谋者和实施者，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前揭《两晋南北朝史》，第514页。《魏书·陆凯传》亦载:“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模，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孝文帝与汉族士人“密与规模，共论时政”，当然为迁都及汉化改革大业。又《魏书·李冲传》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可见孝文帝当初在出师南征前已确定了迁都的想法，可谓绝对机密。何人参预了这一绝对机密的制定呢?北魏洛阳城想象复原图显然是一批汉族人士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收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一文中考察此事，根据《魏书》卷64《张彝传》载其“以参定迁都之勋，进爵为侯”，同卷《郭祚传》载其“以赞迁洛之规，赐爵东光子”，卷67《崔光传》载其“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等记载，推测他们正是最早参预孝文帝迁都密谋的人物……由于鲜卑保守势力强大，汉族士大夫不便直言，只有参预孝文帝的密谋，以免酿成当年的崔浩之祸，而孝文帝正是接受了他们的谋划，逐步明确了迁都的主张，并在他们的坚定支持下，得以有条不紊地实施。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过程，如同一出戏剧，环环相扣，颇具悬念。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493年9月7日)，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大部分文武朝臣从平城出发南征，九月到达洛阳。时值秋雨连绵，行军困难，孝文帝决意南征，群臣以为不可，他突然提出以迁都洛阳作为改变其南征的条件，强迫群臣表态，“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其实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早已胸有成竹。在洛阳期间，孝文帝巡视故宫旧址和太学、《石经》等遗迹，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崇敬，通过与大臣的论辩，阐述其迁都的理由，明确了迁都计划。至此，孝文帝命李冲等人“经始洛京”，进行恢复、重建的工作，同时派任城王元澄回平城宣布迁都决定，并进行劝喻、安抚，代都旧人初闻此，“莫不惊骇”，在元澄的斡旋下，民情稳定，大体默认了迁都的动议。孝文帝得到这一平城的利好消息，于是在十月乙末(11月12日)“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十一月下旬，孝文帝来到邺城，命安定王元休前往平城迎接家属。太和十八年二月(494年3月)，孝文帝正式“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此后，孝文帝返回平城处理相关事务，经过必要的礼仪环节，北魏朝廷和鲜卑上层的主体部分逐渐南徙，孝文帝在本年十一月己巳(12月31日)正式迁都，平城百姓“细累相携，始就洛邑”，直到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495年10月8日)，“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时二年多，至此终于完成。在此过程中，孝文帝与鲜卑保守势力之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其中也折射出鲜卑旧人与汉族士人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