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红利的社会影响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
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创造积累了国民经济基础。
2000年以后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10年间，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念敬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
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
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
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仔漏慎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搜没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
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1、短期影响因素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
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
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
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
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
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
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
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
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
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
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
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
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
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
另外，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
“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
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二、什么是人口红利？
所谓"。
人口红利"。
,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下面的链接上有详细的解释，你看看吧不清楚再说~··~
三、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啊？
人口红利，经济学术语，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短期影响因素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
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
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扩展资料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期间，对经济发展有三个有利的人口特征：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结构较年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
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但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第一，由于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而内需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大阻力。
第二，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导致就业压力增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口红利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评论：人口红利实质是一种“透支消费”
四、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
所谓"。
人口红利"。
，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
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
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
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口红利计算方法：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
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
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
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
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人口红利
五、人口红利谁得谁失?
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部分学者按年龄结构划分，以年龄构成比指标，只是认识到一个相对过剩人口的某一阶段侧面，偏颇地将此阶段过度剩余劳动年龄人口所占部分称之“人口红利”。
实践表明：这种人口红利只不过是在不合理分配体制，缺乏相应制度安排或有效监督下，把城镇化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日趋加剧的就业竞争，转化成为可雇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更多地剥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内涵的“体面”表述而已。
因此，从社会管理的政府、资方与劳动者这三方的不同角度，对相对过剩人口下的的劳动力价值取向的认识，其结论也大不一样。
政府只要从科学发展战略的角度认识，必认为相对过剩人口对发展存在着巨大潜在压力和消极作用，即不利于不断稳定、高效发展经济，不利于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不利于不断提高整体人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速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过程，势必都是减轻人口压力与消极作用，而有利发展的过程，故可谓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的过程。
资方则认为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过剩产业后备军，不仅有利资方低成本选择劳动力的余地，而且还能低成本地满足旧生产部门随时扩大生产规模需要，以及满足因发展而形成的新兴产业需要。
不仅所付代价低，而且随时可以更换他人，故可谓是人口红利。
劳动者则认为除稀缺人才外，潜在失业的劳动力后备军，因相对过剩愈严重，则就业也愈加艰难。
无论是在民营企业，还是在公权力不能得以有效制约，或将公权利作为私有“资本”来行使的“国有资本”企业，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不同资本形态都已达相当程度。
因此，对从农村进城的劳动者来说，尽管收入要较在农村务农要高得多，但从其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付出，与城市的市民相比，显然就不能称是“人口红利”。
诸如与当地城市的市民相比，几乎为零的相关“农民工”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等，甚至至今仍存在的少数到年底还要讨“血汗的工钱”现象，你能说“人口红利”农民工有份？你能说这些居住在城市满半年，统计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工，就是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表征？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我说这是以“特色”扭曲城镇化！
六、人口红利期的我国现状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7% 2010年9月8日，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表示，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45万人，占当年人口的7.7%。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就进入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
根据此标准，说明中国已经处在老龄化阶段。
清华卖世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发言中指出，我国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
然而我国正在构建覆盖人人的基本养老金政策体系，但仍有很多人没有养老金，养老保障公共品尚缺位。
亟待一个公平的、长期的、全民的、统一的、精算的、可持续的基本养老金方案。
预测30年后出现“老龄社会危机时点”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从2039年左右开始逐年下降。
从2050年左右开始再逐年上升，到2059年左右达到45.2%的最高值，然后又逐年下降，到2072年左右又逐年上升。
该比值从2030年左右开始，将一直不低于1/4。
从2053年中早左右开始，将基本不低于1/3。
在2035年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15~64岁)对2.94亿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局面，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和未达纳税起征额的低收入人口，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应对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并进第一，需要社会统筹“广覆盖、保基本”，克服老年贫困现象。
第二，建立个人账户，它是个人责任、市场机制和政府责任的集合体，有助于改善老年生活。
只有这二者科学组合，才能构建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
过度强调社会统筹并以欠合理的手段筹集资金，必然导致过重的财政负担，危及政策的合法性，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趋高且不可持续。
社会统筹养老金是第一支柱，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和政府养老补贴等，均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居住年限、经济状况调查等条件限制待遇水平。
而个人积累制度化和市场化分别为第二和第三支柱，包括各类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鼓励弹性退休，变“危”为“机”对于如何应对老年化危机，并且变老龄“危”为“机”，杨燕绥表示，可通过增加就业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提高老龄人口的人均产出。
那就是缓慢地延迟退休年龄，鼓励企业和职工协议弹性退休，开发老龄人口的就业项目，增加老龄人口的收入。
另外，还可以适度降低劳动人口返蔽消费比例，增加养老储蓄并做到保值增值。
